七十年前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科学”不能负担之重

米丘林主义是苏联生物学家李森科主导形成的一套遗传理论，借园艺学家米丘林之名，主张生物在环境影响下获得的性状可以遗传，否认基因是遗传的物质基础；它与以摩尔根为代表、以基因为核心的经典遗传学相对立。

1948年，李森科在苏联取得官方支持，摩尔根遗传学在苏联被禁；1949年之后，这套学说全面进入中国。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与高等教育部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让两派学者公开辩论，是20世纪中国科学史的重要事件。关于这一事件，国内学界已经有过大量的研究。

今天再看这场七十年前的遗传学大争论，我们当然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外部因素对科学的干预。然而，当时亦有不少国内第一流的生物学家，对摩尔根的遗传理论提出了各自的质疑。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恰恰是站在科学的内部，对尚未成熟的基因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和批评。本文以竺可桢日记为主要线索，重审这段历史。

米丘林主义在中国的推广

1949年10月，竺可桢获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很快，他便开始意识到，要从头学习苏联的科学与哲学，其中科学方面主要便是生物学。

1950年3月5日晚，竺可桢等至北京饭店，参加中苏友好协会招待访华苏联教授的晚宴，期间他第一次见到了苏联生物学家努日金（Нуждин）。

努日金时任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副所长，是当时苏联生物学和农业科学权威李森科的得力助手，同时还担任《普通生物学》杂志的主编，该杂志正是李森科学派的大本营。1950年3月2日，他和考古学家吉谢列夫博士以及经济学家马卡洛娃三人抵达北京，开始了讲学之旅。根据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说明，当年该会总共邀请了七位苏联专家到中国作系列学术讲演。

1950年3月10日，竺可桢至中法大学旧址听取努日金博士关于生物学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报告。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所编的“努日金博士讲演集”中，有一篇题为“生物学中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虽未记讲演时间，但其内容与竺可桢所记基本一致。

在这次讲演上，努日金一开始便表示，在生物学的每一个领域，都存在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接着，他批评19世纪末兴起的“新达尔文主义”（也就是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等人所创立的遗传理论）实际是对达尔文思想的一种反动。而之后的美国生物学家摩尔根提出的“基因学说”则是继承了“魏斯曼主义底最反动的方面”。

此外，摩尔根主义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用“统计学的研究以及以各种数学公式来代替真实的生物学的规律性”。在努日金等人看来，这显然是马赫主义，也就是现代唯心论的一种表现形式。

最后，努日金向在座的中国听众们介绍了苏联的米丘林主义（又被称为“创造性达尔文主义”），提出“植物与动物在其发育过程中所获得的特性的遗传，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遗传并不是体现在基因当中，“生物的微粒，只要它不是小到已经失去生物的特质，是都具有遗传性的”。

实际上，所谓的米丘林主义主要是由李森科等人所提炼出来的，与米丘林本人的关系不大。这套遗传学的基本要点便如努日金所总结的，包括了遗传并不限于基因，而是全面性的；生物在发育过程中经由环境而形成的特征，同样可以遗传；环境与生物之间具有统一性，并可以直接影响遗传。

简单来说，李森科等人截取了拉马克与达尔文等人的某些观点，再加以重新组合，炮制出了一套看似自洽的“创造性达尔文主义”。也因此，将李森科的学说简单理解为拉马克主义，并不符合事实。就在1936年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的报告中，李森科本人便坚定地表示，“我们并不是拉马克主义者”。

3月17日下午，竺可桢又至中法大学听努日金的讲座，题目为“密邱林（即米丘林）学说与苏联生物学之基础”。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如下：

谓1948年生物科学才走上到惟物主义道路上，有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才把Morgan主义（在苏联）击溃。谓达尔文学说未能说明Variation变异之原因与夫遗传之方法性质，Weismann、Mendel与Morgan遂先后创Germ Plasm、Genes等邪说，说体质有二个不同单〔位〕，即Germ Plasm是管遗传的，其余部份是为保护营养的。……冬麦春化是中国农夫向来晓得的，冬麦与春麦之别，Morgan派以为是二个Gene之别，但Michurin可以随意变春麦为冬麦，或冬麦为春麦。如把冬麦于下种前五六十天加以低温，则亦可当春麦种，而且有遗传性。苏联几百万顷地已统用冬麦春化法而增加了生产。其次则用无性杂交，即是以不同种的番茄可以得到种子能遗传。苹果之无性杂交也成功了。此项原则即后天获得性能遗传，在动物亦然。（《竺可桢全集》12，53）

根据中苏友好协会当年的统计，在到中国不足两月的时间内，努日金博士共作了23次演讲，举行了9次专家座谈会。而按照赵功民的文章所示，努日金共作了“76次演讲，开了28次座谈会，参加人数共达10多万人”，不可谓不勤奋。

努日金在讲座中所称的“1948年生物科学才走上到惟物主义道路上，有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才把Morgan主义（在苏联）击溃”，指的是1948年8月召开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即著名的“八月会议”）上，李森科以会议报告的形式，终结了在苏联长达十五年的关于生物学发展路径的大争论，宣判了摩尔根遗传学说在苏联的死刑。

李森科学说的“胜利”自然并不仅是一场学术胜利，而是苏联正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所展开的广阔“改造自然计划”的一部分。当时风潮所至，所涉学术领域也并不限于生命科学。就在同一时期，以莫斯科大学为中心的物理学家们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对量子物理和相对论及其苏联代言人展开了新的攻击，并准备召开一场规模堪比生物学“八月会议”的物理学大会。

1948年8月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现场

这股浪潮也随着苏联专家的到来，而在新中国获得了快速推进。不过自民国以来，现代遗传学已经在中国生根了数十年，到1949年，设立生物学系的大学便达40余所。1934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动植物研究所，后来又建立了细胞遗传学研究室。1937年，从摩尔根实验室获得博士学位的谈家桢回国以后，在浙江大学开设了国立大学中的第一个遗传学专业。或许更重要的是，已经有一些中国学者在遗传学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成果，获得了西方同行的高度评价。也因此，米丘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能一蹴而就。

李森科学说的争议与批判

新中国成立以后，苏联遗传学的理论和实践便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但竺可桢1950年代初的工作记录中与之相关的并不多，这或许是因为他的管理工作并不直接涉及遗传学。

他本人则仍然关注着这一问题。1950年12月1日，竺可桢认真阅读了英国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发表于1949年6月《自然》杂志上的长文《苏联遗传学》，并作了笔记，“其中批评Lysenko李森科、Michurin米丘林之理论，谓其种不纯粹，且无Control。故春化之插交Grafting嫁接，实际不能得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获得性状遗传。因新的种实由原来之种；并不纯粹也云云。”（《竺可桢全集》12，231）

在20世纪40年代，朱利安·赫胥黎可说是最具公众影响力的生物学家之一，他曾多次入选英国《旁观者》杂志的“英国五大顶尖头脑”榜单，并在1946年担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任总干事（任期2年）。至少自1930年代起，竺可桢便有阅读赫胥黎作品的记录，对他的学术水准与观点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1946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期间，竺可桢还与赫胥黎有过几次面对面的交往。据竺可桢的日记，1946年12月10日晚，他应邀参加了赫胥黎夫妇的招待晚餐，“到Sir Robert Robertson、John Maud、英国驻法大使Miss Parkinson、Howard Wilson夫妇、Photiades、Rajkumari Kaur。”1947年1月1日，他又与陈西滢（字通伯）、郭有守（字子杰）及罗忠恕（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院长）一起至上海楼，与赫胥黎共进午餐。

据朱利安·赫胥黎本人的回忆录，他于1945年4月乘火车抵达莫斯科进行了访苏活动（这是他第二次访苏），主要是参加俄罗斯科学院建院220周年的庆祝活动。此次访问期间，赫胥黎专门去听了一场李森科的报告。事后他评论道，李森科“显然是一个科学文盲，没有花时间去看世界上其他遗传学家的科学论文，而只是在鼓吹他自己的奇怪信念”。

1948年“八月会议”的公告发布之后，赫胥黎即致信《自然》杂志，表示这说明，在苏联，科学已经蜕变为一种从属于特定意识形态的活动，而不是发现真理与事实的国际活动。

赫胥黎对苏联科学的恶感，与他1931年初次访苏时的评价大不相同。1930年代时，赫胥黎认为在科学领域，苏联的投入规模远超其他国家，“他们的目标是将农业、工业、矿业、人民的健康，乃至整个国家的生活都建立在科学之上”。赫胥黎参观了瓦维洛夫（后来他被李森科批判，最终失势，在监禁中去世）领导的植物工业研究所，那里有通过科学杂交和选育所培育出的新品种植物，并在不同条件下接受科学试验。他还特别提到了科尔佐夫教授领导的实验生物研究所，“那里正在研究果蝇遗传学和蝾螈发育生理学等最为深奥的问题”。

在1948年11月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度大会上，赫胥黎又在年度报告中抨击道，“我亲耳听到了李森科对‘资产阶级’遗传学的抨击，这导致苏联一些顶尖生物学家被开除，并扭曲了科学领域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支”。

赫胥黎的这一说法是相当有预见性的，“八月会议”之后，米丘林主义已经成为苏联意识形态在生物科学领域的旗帜，并不断向外推广，中国只是其中一例而已。

第二年，赫胥黎在美国出版了《苏联遗传学与世界科学》一书，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米丘林主义’，也就是他们所称呼的遗传学，主要建立在现代科学早已抛弃的古代迷信之上”。竺可桢在《自然》杂志上所阅读到的那篇长文，主要便是取材于该书。

1952年3月，竺可桢开始阅读英国学者Alan G.Morton的《苏联遗传学》（Soviet Genetics），这是一本为米丘林主义作全面辩护的著作。在作者看来，米丘林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苏联获得胜利，是因为它比孟德尔主义更科学，运用到研究和农业上也更有成果。“八月会议”是一场民主的大会，因为大多数苏联科学家已经不再支持孟德尔学说。而李森科等人拒斥基因理论也是正确的，因为基因概念与已经普遍建立起来的细胞代谢规律相冲突，是一种唯心主义理论。作者还特别批驳了赫胥黎的《苏联遗传学与世界科学》，认为他对米丘林学派所积累起来的大量科学证据一无所知，并错误地相信这些证据没什么价值。

竺可桢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陆陆续续阅读此书，又做了相当多的笔记，对米丘林主义及李森科的观点应该已经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不过他并未在日记中作任何评价。

从1952年起，中国各个大学基本停设了关于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课程，中学教材也做了全面调整。但与之相应，米丘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未达推广者所望，1952年12月26日，北京农业大学米丘林遗传学教研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三年以来的工作总结报告，表示“在这个并不算短的时期内，作为现代生物学基础，而又直接指导农业生产的米丘林科学，我们却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我们的高等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的实验、研究工作，基本上还是老一套，还是为摩尔根主义的思想体系所控制着的。”

不过在这个时期的苏联，已经掀起了另一场生物学辩论。1950年，李森科发表了《科学中关于生物种的新见解》一文。文章开篇即表示，“在生物科学中，种这一概念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然后李森科对达尔文的种内竞争作了严厉的批评，这一点与他以往的看法并无不同。但他又认为，“植物和动物生活条件的变化，新陈代谢方式的变化，是一些种从另一些种产生的首要原因”。接着，李森科举出了一些例子，包括硬粒小麦经过两三代的播种，有一部分就变成了软粒小麦，以及小麦中产生了黑麦籽粒等，来说明物种变异的爆发性。最后他总结道，只要为有机体创造新的条件，“就能够创造有利于农业实践的新植物种”。

1952年，苏联《植物学杂志》在同一期刊登了两篇批评性文章，拉开了与李森科这一观点的学术论战。两篇文章角度不同，杜尔宾教授主要是质疑了李森科所举的那些例子并非产生了新的物种，更自然的解释是这不过是“植物种间异花传粉的结果”；伊万诺夫则是从理论上阐释，李森科的物种形成观点不仅背离了达尔文，与米丘林学说也毫无共同之处。

此后一段时间，从正反两面讨论这一问题的论文在苏联共发表了约两百多篇，论战之激烈可谓空前。这场历时四年的大辩论，以李森科于1956年4月辞去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一职而告终。

李森科1950年的这篇论文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议，部分是因为与苏联生物学家已经普遍接受的观点相去太远，尽管它也有其理论渊源。在适当的外界环境下，小麦可直接长出黑麦（即裸麦）籽粒，比之冬小麦春化又更进了一步，真有点石成金的魔术感。

不过在中国，相当一段时间内，人们并不了解苏联所展开的这场争论。从1954年起，中国的学者才从翻译的论文中了解了这一学术论争，并逐渐参与其中。

1955年1月4日，竺可桢阅读了《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其今后的任务》一文，发现苏联学者从1952年已经开始批评李森科的新学说。该译文发表于1954年12月的《科学通报》，是新中国的学术期刊上所刊登的第一篇全面批判“李森科物种理论”的文章。

文章原发于苏联《植物学杂志》的1954年第2期，是以杂志编辑部为名，概述了从1952年起，以该杂志为基地，对李森科及其支持者观点的全面批判。文中表示，这次大讨论是“由苏联生物学的客观情况，它的极其重要部分上遇到的困难，以及大多数分类学家、生物地理学家、古生物学家和其他生物学部门的代表人物不同意李森科和B.C.德米特里也夫等所发表的关于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的观点而开始的。”

1954年10月起，科学出版社以《关于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的讨论》为总题，编印系列论文集，主要便是集中于李森科所发表的《科学中关于生物种的新见解》一文所引发的后续批评与反批评文章，总共出版发行了21册。

正是因为这一系列文章的刊发，当时供职于植物学研究所的胡先骕才在他所编写的《植物分类学简编》中批评了李森科的物种形成观点，把战火从苏联引到了中国。

苏联生物学家李森科

《植物分类学简编》风波

《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首印于1955年3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胡先骕（字步曾）在书中指出：“李森科关于生物物种的新见解在初发表的时候，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一时颇为风行。……但不久即引起了苏联植物学界广泛的批评。自1952年至1954年各项专业的植物学家先后发表了成百篇专门论文，对于李森科的学说作了极其深刻的批评，大部分否定了他的论点。……我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尤其是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必须有深刻的认识才不致于被引入迷途。” 

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正式设立学部，竺可桢担任生物学地学部主任，副主任为黄汲清、童第周、许杰、陈凤桐、尹赞勋。从此，竺可桢的工作领域与遗传学有了更紧密的联系。很快，胡先骕批评李森科一案便摆在了他的面前。

1955年10月11日，竺可桢至秉志（字农山）处，告知胡先骕的《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引发了批评的风波。（《竺可桢全集》14，195）

10月15日，竺可桢和张稼夫副院长两人与植物研究所林镕研究员、吴征镒副所长商谈此事，“决定请林、吴二人于今日下午即去步曾处，说服他能自动改正此项不公正批评”。胡先骕可说是中国植物学界的元老，1948年即当选为中研院院士，且骄傲自信，林、吴两人此去自然是无功而回。

23日，竺可桢只得再到秉志处商谈此事。秉志与胡先骕为多年好友，从1922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创立时期开始，两人便是工作伙伴，对胡先骕的性格自然知之甚深。他认为，要胡先骕作检查既不现实，也无此必要。竺则表示，中科院“拟乘间以公平眼光对步曾书中说法加以批评，但最要是争取步曾能移至中关村或植物所居住，使他不致深闭固拒，不与人接触。他（即秉志）赞同并允劝步曾。”

竺可桢所谓的“乘间以公平眼光”加以批评，便发生在几天后召开的纪念米丘林诞辰100周年的大会上。10月28日，童第周作为中科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做了题为“创造性地研究和运用米丘林学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报告，其中指出，“个别的人，在他的研究工作中完全忽视米丘林学说，在他的生物学的著作中一字不提米丘林，又不以科学家的态度来进行学术论争，却别有用心地利用苏联科学家们对物种问题的学术争论，利用苏联一些生物学家在物种问题上对李森科持有不同的学术见解，来贬低米丘林学说的意义，歪曲苏联共产党对科学事业的正确的政策，说什么李森科关于物种的新见解在初发表的时候，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而风行一时，但不久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批评，大部分否定了李森科的论点云云。”所指向的自然便是胡先骕。

会议结束之后，竺可桢等人于11月5日至胡先骕住处商谈。据竺所记，“步曾已自己承认对于批评苏联以政治势力推行学说之语的不妥当，决定由他写一篇关于学习米丘林文，一方述他对于物种成功的见解，同时批评自己立场的错误”。（《竺可桢全集》14，209-210）此事似乎就此暂告段落。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纪念米丘林大会的议程中，10月29日下午，时任昆虫研究所所长陈世骧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物种结构与物种形成的报告，竺可桢在日记中也作了记录摘要。后来该报告经修改后发表于1956年第12期的《生物学通报》。

陈世骧在文中指出，物种形成有渐变式和爆发式两种，其中“种群的渐变式形成是主要的”，而爆发式形成“主要是通过染色体多倍化的产生而实现，这和李森科所主张的爆发式质变在本质上并不相同”，文章还预告道，“关于李森科院士的物种形成学说，我们将另为文讨论”。

也就是说，就在纪念米丘林诞辰100周年的大会上，陈世骧便对李森科的物种形成新理论提出了批驳，可见中国生物学家对这个问题已经有清晰的认识。

第二年（1957），陈世骧又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关于物种问题》一文，相当严谨地分析了物种是如何形成的，最后指出，李森科对物种定义的新标准，也就是“种内没有斗争、没有互助”，是与事实不符的，而他所主张的“物种是通过爆发式的质变而形成”，同样“与生物学上由大量事实支持的原理显然不符”。

这并不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发表批评李森科物种新理论的讨论文章。早在1955年初，已赴山东大学生物学系任教的方宗熙发表了题为《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的问题》的长文，同样对李森科的新理论作出了严肃的批评，尽管他在文末还不忘指出，“不能因为李森科和他的学派在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的研究中表现出一些缺点和错误，就怀疑这一学派在发展达尔文主义、在发展米丘林生物学中所曾做出的巨大贡献”。

结合此事的前因后果可知，从1952年起，由苏联（反李森科）学者首先发起的这场学术大讨论，主要是针对李森科1950年所提出的物种形成新理论。由《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所引发的国内批判风潮，则不过是余波荡漾。

既然早从1954年起，中国便翻译发表了针对李森科新理论的批评文章，为何又要组织批判胡先骕《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显然，其主因并非书中指出了李森科的那些学术错误，实际上当时翻译的苏联学者的相关批评文章，力度比之胡先骕的那几段文字还要大很多。症结在于，胡先骕认为是苏联的政治力量支持李森科，才导致了米丘林主义的独大，这对尚处于对苏关系良好时期的中国来说，自然是难以接受，也因此不得不批的。正如时任宣传部长陆定一在1956年针对这一问题时所说的，胡先骕“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之所以要公开批评他是“因为他那个时候骂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陆定一等的讲话，见《党的文献》编辑部，《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1953年-195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248－254页]。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

到了第二年，苏联的政治与科学形势风云变幻。赫鲁晓夫于1956年2月作了秘密报告，“斯大林计划”时代走向落幕，李森科旋即在4月辞去了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一职（不过仍然担任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

苏联的形势变化很快传导到了中国，4月20日的《参考资料》上转载了苏联媒体关于李森科辞职的报道，故此事已为国内所周知。

一周之后，4月27日，陆定一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特地提出，胡先骕反对李森科并没有什么错误。在第二天的会议总结报告上，毛主席作出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总结讲话。

过了几天，在5月2日的最高国是会议上，毛主席再次表示，“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竺可桢参加了这次最高国是会议，并对会议内容作了详细的记录，其中便包括关于李森科的部分。

5月5日，竺可桢专门到李四光家中，讨论李森科辞职事件在国内科学界引起的震动。竺还特别提到，路透社转载了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的话，“说李森科所指责的孟德尔遗传学说定律是无可〔否〕认存在的云云”。

当天竺可桢还记录道：“今天讨论时，到于光远（当时负责中宣部科学处的工作）、戴芳澜、高尚荫、邓叔群、吴征镒诸人，大家均一致赞同李副院长所发动由中宣部科学处来主持组织，先由生物地学指定几生物学家作一筹备。”这一条记录语意略有不通，但所指的显然就是筹划安排后来举办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

7月1日，竺可桢又至胡先骕住处，承认去年十月对他的批判有过火之处，并邀请他参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

而据此次遗传学座谈会组织者们的回忆，当时是陆定一提出要在遗传学这个领域开展学术讨论，为贯彻“百家争鸣”提供一个榜样，才由“中宣部科学处、中国科学院会同高等教育部，认真研究了遗传学的有关问题和在我国遗传学界具体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步骤，决定于1956年8月，由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共同主持，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

根据这段回忆，再结合竺可桢的日记，可以明确，就在5月初的最高国是会议前后，陆定一已经指示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商议，举办这场遗传学座谈会。

并非巧合的是，同一时期，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召开了类似的会议。1956年5月和6月，匈牙利科学院就物种形成问题组织了两场讨论会，会议上便有一些学者对李森科的新理论提出了挑战。

8月10日早上，遗传学座谈会的开幕式在刚落成的中科院青岛疗养所召开，整个会议历时半月。根据发言记录，座谈会的出席专家43人，列席73人，共设了六个专题，都与遗传学相关。

从以后几天的发言来看，两派遗传学家之间的争论还是相当激烈的。米丘林主义的支持者们从农业生产的实践出发，说明李森科所做的春小麦冬小麦转换实验是真实的，而且这种转变具有遗传性。而支持摩尔根基因学说的学者们则认为，这些农业实践所选用的材料不可靠（选种不纯），且得出的结论有许多同样可以用自然选择理论来解释。但不管如何，论战双方都是拿出了事实与根据，没有谩骂与指责。

事后而言，李森科的许多试验当然并不严谨，且有人为作假的嫌疑。至于他所提出的物种形成理论，更是经不起稍为严谨的检验。

但从另一方面看，座谈会上两种观点的交锋亦反映出农业应用实践与实验室理论研究之间的不同思路，以及当时的基因理论对许多现象还不能作出合理的解答。

比如著名微生物学家，1930年代曾赴欧学习发酵与微生物学的方心芳教授在这一时期做了好几年的定向变异工作。他在1955年纪念米丘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提交了关于酵母菌定向变异的研究报告，文章发表于第二年的《科学通报》，其实验便是基于米丘林学说的某些观点。方心芳在1957年又发表了《微生物的遗传变异问题》一文，其中明确表示，基于对酵母菌的实验研究，“我们认为定向变异的学说是正确的”。

在遗传学座谈会上，博士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可算摩尔根徒孙的武汉大学余先觉教授则表示，“英美遗传学在实验工作上深入是好的，但在实践上所起的指导作用是不多的”，作了某种折中主义的调和。

20多年后，余先觉发表了一篇专门谈染色体与基因的文章，讨论了当时基因分子结构方面的一些新发现，最后表示，“上述这些关于基因分子结构的新发现，涉及了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使对什么是基因的问题更难于完全解答”。

令人颇有些惊讶的是，余先觉的这一说法，在美国科学史学家伊夫林·凯勒（Evelyn Fox Keller）后来所写的《基因世纪》中仍能找到不少共鸣。伊夫林·凯勒在书中几乎用了和余先觉完全相同的表述，从生物发育的角度来看，“‘基因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已经变得愈发难以回答”。

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当进入关于个体发育问题的讨论时，对基因学说的批评力度变得更为强烈。童第周在他的主题发言中，一方面批判了李森科的阶段发育和物种形成说，另一方面又认为，摩尔根的基因说对细胞质重视不够，不能解释个体的发育，生物的早期发育主要是依托于细胞质而非基因，细胞质本身就具有遗传性。这些说法在今天来看也是相当有道理的。直到1960年代，童第周在“对遗传学的几点看法”一文中，也仍然持上述观念。

曾受教于童第周，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工作的庄孝僡同样认为，“在发育初期，细胞质有着主要的作用”。这些观点反映的其实是20世纪初以来，遗传学家和发育生物学家之间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学术争论，与李森科学说本身的关系不大。不过随着冷战逐渐延伸至科学领域，科学理论也有意无意地被划分了阵线。

这提醒我们，当时中国的部分科学家接受乃至追随李森科的某些观点，是从自身的研究角度出发，寻找可能的理论支持，并不完全是迫于形势的违心之举。斋藤博文（Hirofumi Saito）在回顾李森科理论对当时日本遗传学家的影响时同样指出，日本的一些生理遗传学家认为，从胚胎学的角度研究表型的表达机制时，就必须关注基因与细胞质（广义上的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与前述童第周等中国学者的看法是不谋而合的。

从当代生物学的角度而言，细胞确实会根据环境变化调节基因的表达过程，在部分情况下，这种调节甚至是可遗传的，也就是所谓的表观遗传学。换言之，即便在遗传层面上，也必须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的互相作用。但不管这种研究的当前进展如何，它显然与李森科基于驯化育种的研究方法与关注点毫无共同之处。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之后，摩尔根学说在中国的大学教育中又得以传播。复旦大学重新开设了与米丘林遗传学说并行的摩尔根遗传学说课程，并成立教研室，1961年底又创立了遗传学研究所。1960年代初所制定的10年科学规划中，在遗传学方面分列了米丘林主义和摩尔根遗传学两个部分。

不过，苏联1952年开始的那场大辩论，主要争论的是李森科于1950年提出的关于物种形成的新假说，而不涉及李森科在1930年代以来所鼓吹的大部分观点，因此并没有对米丘林主义作出全面否定，这也为他几年后的再次上台埋下了伏笔。

1957年11月，竺可桢随团访苏，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期间，他至苏联科学院遗传所，与李森科和努日金有过一次面谈。按竺可桢的记录，李森科“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认为对于培养生物，理化无多大用处，生物学并不需要理化，但生化是需要的。影响遗传可以用人为的方法，如把春小麦变冬小麦。用X光是Morgan摩尔根方法。说遗传有特殊机构妨碍解决实际问题，放射遗传可做可不做。”（《竺可桢全集》14，693）而在几年前，沃森和克里克等人已经发现了DNA的内部结构，所借助的正是X光技术。

部分是出于性格的谨慎，部分是由于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竺可桢不像胡先骕那样大胆敢言，1949年之后在公开场合并未对李森科的学说作过直接评价。他阅读了不少关于米丘林主义的论著，正反两面皆有，然而在日记中也从未表露自己的个人判断。当然，这种沉默本身，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态度。

如果说在苏联，遗传学的理论之争尚带有形而上学意味的探讨，那么中国引入米丘林主义，则随着全面学习苏联而来的照单全收，也因此从未真正扎下根来。随着中苏关系的转折，米丘林主义在中国也很快被边缘化，1966年之后更是彻底丧失了影响力。

结语

七十年后再看这场起于苏联、却又波及中国的遗传学纷争，李森科学说的真正缺陷并不在于观点——他的某些看法，如获得性性状可以遗传，从今天的生物学来看，或许有正确之处——而在于他的研究缺乏科学的严谨性。正如与他同时代的苏联著名生物学家柳比歇夫（Liubishchev）所评价的，李森科的问题是他的实验根本不符合科学研究方法的标准：统计学、可重复性、透明度以及如实报告所有研究结果。

李森科缺乏足够的科学训练，却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苏联学界的风云人物，一个核心原因是，他的理论迎合了苏联高层试图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宏伟愿景，以及科学家所肩负的要在冷战中战胜对手的历史任务。

另一方面，李森科在崛起的过程中也确实获得了不少同行的支持。科学史学家Nils Roll-Hansen认为，俄罗斯生物学中原本就有深厚的拉马克主义传统，这是李森科能够获得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俄罗斯最为知名的科学家，诺奖得主巴甫洛夫同样相信获得性性状是可以遗传的。而且早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生物学界就掀起了用辩证唯物主义批判经典遗传学的风潮，李森科只是其中的一个跟随者。

李森科对达尔文种内竞争理论的批判，也有其观念基础。19世纪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便普遍反对“生存竞争”的概念，对自然选择的重视程度也相对不足。

苏联的科学家执迷于借助哲学理论来探讨科学问题，同样有其渊源。它背后的观念是，存在着统摄人类所有知识的理论体系。这显然是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欧洲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只是在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地方曾经像苏联那样试图以国家力量来推行这个理念。在诸如生物学这样的领域，它确实造成了悲剧性的结果，但在另一些知识领域，它也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前瞻性引导。

在当时，绝非只有苏联科学家才需要应对政治压力，西方科学家同样面临着类似的困境。科学史学者Luis Campos便指出，20世纪40年代之后，美国遗传学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极少“具有多元的生理、染色体、有机体视角，也不再关注发育、遗传漂变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这是因为在冷战背景下，此类研究不免会沾上“亲苏”的嫌疑。“西方的遗传学也日益被界定、细化和受限，以对抗李森科主义的解释”。

苏联对科学赋予了极高的地位，在经济实力相当不足的情况下，于不少领域获得了惊人的成就，理论物理学是其中的典范。可另一方面，它对“唯一真理”的信念，却又导致在某些时候，走向了以政治权威裁决科学是非的境地，其实际后果则更恶劣得多，遗传学便是反面的最突出例子。

李森科显然是一个颇有直觉的投机者，他巧妙地利用外部环境为自己博得了苏联学术界的高位。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因而真正的问题显然在于，当时的社会与政治环境是如何为他大开方便之门的。

正因为此，20世纪这段遗传学历史所昭示的，并非只是“科学战胜反科学”那么简单。倒不如说，在那样的历史时期，科学被强行赋予了它所不能负担的重任。